隆基股份创始人李振国：过剩时代的制胜之道
银行在这里找到了优质客户和个人客户。
而对于中国来讲，真正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。中国生产的钢铁相当于美国，欧盟，日本加起来再加倍。
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，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。这其中的原因是我们根本没有把马克思的价值学理论搞懂的啊。张大千比那个回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品行要高不知多少倍. 李在共党的金钱高位利诱下回到大陆, 他不想想凭什么得那大笔的钱, 那国家的钱可是百姓的血汗啊。对城市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也就是1956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全行业公私合营，实在是建国以后一系列措施的必然结果。这是一种严重的投入产出比不合理现象。
在马来西亚，印度，泰国，菲律宾，缅甸，印尼，尼泊尔，斯里兰卡，都有武装叛乱。樊纲教授指出：国有企业未来收益越低，国有企业资本价值就越低。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您觉得经济改革是不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？陈志武：温总理说的很对，道理也简单。
尤其是重庆的唱红打黑，进一步告诉我们，以往的误导性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。因为国企员工不管是医疗保障还是退休、住房等待遇，都已经比民企、中学、小学和大学老师的好，他们跟其他政府单位雇员一样都得到了当期的优越待遇。一是证监会，它可以主动监管。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，如果民主、法治、宪政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进一步变化，经济改革所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。
这种投资，经济效率不会高，因为效率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，反正跟我个人没有关系。租佃交易市场将钱和地、和种田能力三方面的生产要素给拆分开来了，于是，你只要能干，就算没有土地、没有钱也照样有很好的机会去创造很多收入。
最好是把剩下的国企股权都由现在的国资委持有，把国资委改成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，同时把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的股权均分给13亿公民，而不是让有的公民多分另一些少分。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，对新改过来的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的方方面面进行治理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中国的很多股民没有这些知识，也不愿意对上市公司做很多认真的研究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政治改革没有到位，征税权没有得到制约，导致了国富民穷局面恶化，这是宪政问题。
所以对立法机构、司法机构的压力也不像01、02年那么高。那么多公司在造假，照样还能通过审批。几个月前在曼哈顿最繁华、最贵的一个区的100平米的房子，要130万美元。一旦猪肉价格涨了很多，他们就会鼓励农民去多养猪，给他们各种帮助。
第一 ，是以往的意识形态和教科书理论误导，其流毒还很深很广。比如他们会说把土地私有化，那农民把地卖掉了，他们以后没有工作、没有收入了怎么办？靠什么来养活？ 实际上这个说法站不住脚。
当然纽约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它是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，想到纽约买房子的人数可能比想到北京买房的世界人数多很多。但是由于历史原因，在没有对政治理念进行根本梳理的情况之下，要改变以往的教科书的误导，修正教科书、修正意识形态的误导，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比较难。
无论是在资本市场监管、改善法律法规，还是促进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，全国人大都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。第三，好多学者，包括很多的决策层官员的认识存在误区。如果我是大国企的高管，如果每年我企业有几十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资金可以用，那么，我会怎么花钱、往哪些方面投资呢？因为对我来说，投资回报好坏对我个人经济上没影响，但我知道作为国企老总，我追求的是更快地在政治权力上上升，那么，我可能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到一些市长、书记未来政治前途非常好的地区去做投资，去他们那里投大项目，因为今天拿国企的钱帮他们制造政绩，等他们升官后不会忘记我的，这是政治投资。搜狐财经：有很多既得利益在那儿……陈志武：当然，北京房子的合理价格相对于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之比，可能比纽约要高一点。第二方面，政治改革之所以很重要，也是涉及到中国今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会高还是低的问题。结果，发改委也好，其他部委也好，都是权力很大，但是责任没有多少。
但是我们知道，中国司法体系在过去二十年没有真正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，连集体诉讼都不容许。纽约并没有这样，在美国社会里，纽约并没有享受北京那么多方方面面的优惠、垄断地位。
但是，在过去九年里，缩减政府行政人员、精兵简政、国有经济通过民营化不断缩小，等等，这些话题在媒体上不再经常出现。陈志武：西欧、美国、东欧、拉美国家在八十年代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，大致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。
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，也许纽约跟北京的合理房价应该差不多。最后，整个市场就会习惯这样的体制。
但是，今天的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、收入机会已经很多，在这种时候还通过错误的土地制度将他们固化在农地上，让他们不能卖地进城，让种田能手不能通过土地兼并进行规模化农业，这是说不过去的。这样一来，政治改革不进行，就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，也同时是经济问题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以及增长带来的收入在政府、权势者和老百姓之间如何分配，最后影响到收入分配结构，财富分配结构，就业增长等方方面面。搜狐财经：按照总理所说的要回到合理价位还差很远。这是跟50年代建立国有企业的初衷最为一致。
那么，您认为从证监会成立二十的历史看，这个机构有没有做好这个工作？陈志武：证监会的工作很难，整个制度环境决定了证监会要一枝独秀很难。但是，退一步讲，即使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不可以转让、不可以买卖，亦即公民只有享受分红、享受股权增值好处的权利以及行使监督问责权利，那也比目前的状况好很多，尽管那不是最理想的状态。
北京房价高得离谱 离合理价位还差很远搜狐财经：前段时间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中国房价跌到20%的时候政策就会转向？陈志武：现在看来不需要20%，跌10%决策层就会挺不住了。以前我们的看法是土地私有制导致剥削、导致收入差距。
为什么不能给自然市场秩序足够的机会呢？发改委太相信人定胜天了。搜狐财经：目前在政府层面有什么动作吗？陈志武：除了一些经济学家，比如张维迎、许小年等学者，再加上一些退休的政府官员在呼吁外，决策层没有这方面的动力。
一旦几个月后的跌幅被夸大，接下来这一年的养猪农民数量会大幅减少，比自然状态下要减少得更多。中国人民想搬北京的倾向远比美国人搬到纽约的倾向高很多很多。陈志武：特别是对农民来说，影响非常大。只要能做到这些，就可以让投资者自己去判断是否购买相关股票、愿意花多少钱买。
你要是没有钱、你就没办法去种田，而另外一些人有钱有地但不一定会种田，可他们又不能把地租佃出去。第三，要有独立自由的媒体，媒体的监督是证监会和法院都无法代替。
十三亿中国公民可以以股东身份参与对国民权益基金公司、对国企的监督与监管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大家把注意力往别的地方放，不在一个没有办法改变太多的事情上让自己自讨没趣，让自己痛苦。
（稿件经陈志武教授审阅修订）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国经济 。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